为“新散文”背上的三宗罪辩护

祝勇

很多年前，“马桥风波”的时候，我曾应报纸之约，写过一篇《文化批评的游戏规则》。在那篇文章里，我表达对建立文化批评游戏规则的渴望。没有规则的批评，只能是一场乱仗，只能是自说自话，甚至以势压人，而不可能形成真正的文化对话，因而，它不可能是建设性的。在建立游戏规则方面，我援引了哈贝马斯在研究沟通行动理论提出的三条原则，即：一、真实性，陈述的内容必须真实；二、真诚性，不得企图欺骗听众；三、正当性，话语必须适合特定的语境中特定的规范。

5月13日《羊城晚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陈剑晖的长文《新散文：是散文的革命还是散文的毒药？》（下称陈文），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问题：“新散文究竟是散文的革命还是散文的毒药？”这个看上去理直气壮的质问，来势凶猛、危言耸听、泰山压顶、不容置辩。实际上，这一问句中，早已包含了斩钉截铁的答案。遗憾的是，作为欲加之罪，这一论点是以错误的论据为依据的，有违前面所说的真实、真诚和正当原则，因而，它不会引起我对于我所倡导的“新散文”的丝毫困惑，相反，倒使我对这一伪命题的制造者产生深深的忧虑。

一宗罪：将文学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

陈文把我命名为“‘新散文’的发起者、倡导者，也是‘新散文’最权威的发言人和阐发者。”这样的评语令我受宠若惊。但真实的情况是，“新散文”的真正缔造者，是文学自身。任何一种文体，乃至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只有在不断变革中，才能保持自身的活力。世界艺术史和文学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在当代中国文学中，诗歌、小说和戏剧都为这种变革提供了成功的范例。我们不难发现北岛、舒婷的诗，莫言、马原、余华、格非、孙甘露的小说，牟森、孟京晖的戏剧，与陈列在他们面前的文学范本之间的巨大差距。与这些生动的文体变革相比，散文的局面则显得沉闷和滞后。而这种沉闷局面的产生，首先应当归因于散文已经沦为一种“工具文化”，成为体现政治意图的最便捷的文体。写作的便利性，使散文成为政治意图和伦理意图的直接受害者，散文的艺术原则不幸地成为牺牲品。在《白杨礼赞》、《荔枝蜜》的煽动之下，所有的散文，面对的都是同样的白杨、同样的荔枝、同样的荷塘、同样的故乡。人们用约定的目光观看世界，在这样的目光下，世界的多样性和文学的生动性悄然消失。创作已经被格式化，成为真正的“超级模仿秀”。

我在《一个人的排行榜》一书的序言《散文：无法回避的革命》中提出“体制散文”的概念，主要针对上述现实。当然，赋予散文工具身份的，不仅仅是政治权力，还包括文学体制（即所谓的“文坛”）、商业体制等，它们不约而同地把散文当作传达自身意图的工具，所以，在《散文：无法回避的革命》一文中，我将所谓的“体制”分为“权力体制”、“文学体制”、“市场体制”和“技术体制”，分别予以论述。陈文认为：“将文学的高低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显而易见是十分可笑荒谬的事情。因为体制的‘内’与‘外’并不能决定人性、道德水准的高低，同样不能保证文学的优劣。”显然，它所说的“体制”，与我所说的“体制”，并不是一回事。在前提概念尚未廓清的前提下就发表批评，如同在没有弄清目标的情况下就提枪上阵，这种勇气着实令我钦佩。

陈文批评“新散文”把“‘体制散文’作为划分散文优劣的分水岭：‘凡是体制内的散文必定是拙劣的；反之凡是体制外的散文自然都是优秀的。’与此相联系，凡是欣赏喜欢‘体制散文’的都是庸人；凡是厌恶‘体制散文’的都是精英。”这“两个凡是”是陈文作者虚构的，我的文章中并未发表过类似的高论。（陈文还巧妙地虚构了我的很多“观点”。）如果我一定要作出回应，那么，我的态度是，不同的判断标准导致不同的价值取向是天经地义的事，有人喜欢刘翔姚明，有人崇拜坟墓里的僵尸，这都是他们的自由。我相信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者大有人在，不足为怪。

二宗罪：“新散文”的“个体性”

“新散文”的第二宗罪名是“个体性”。对此，陈文得出这样的结论：“它往往通过一个或几个生活细节的描写来释放某种情绪和对事物的感知，而根本不去考虑这种情绪的社会性。”

这一判断对于“新散文”而言无异于天外来物，丝毫与“新散文”的写作现实无关。与陈文的描述相反，“新散文”恰恰保持着对现实人生的机敏反应，保持着思想与人格的独立性，而粉饰太平，恰恰是“体制散文”的祖传秘方。底层视角、平民身份和人道主义精神，是许多“新散文”写作者的共同属性，比如：张锐锋、于坚、庞培、朝阳、蒋蓝、格致等。

张锐锋2004年为《十月》写的散文专栏《逆光像》、朝阳在同年为《人民文学》写的散文专栏《物证》，于坚的系列散文《都市记》、《火车记》、《治病记》、《装修记》以及刚刚出版的、探讨全球化时代人类复杂心理图景的长篇散文《暗盒笔记》等，都是保持着冷静的现实视角的作品。

作为一个在黄河边长大的作家，张锐锋在写作中从未改变过他对土地与人的关注。土地的现实蕴含着人的现实，只有在土地上跌倒、绝望过的人，才能产生如此庄严、沉雄的文字。作为一个曾经在土地上匍匐过的身影，张锐锋从河流与道路的暗示中发现时间、命运和历史。他至今仍然经常深入到黄土高原的洞穴中，倾听那些卑微又伟大的生命发出的圣歌。

“新散文”中呈现了以往的散文中从未呈现过的社会现实，他们在各自的现实中挣扎、喘息、沦陷和崛起。

李敬泽说过，二十世纪90年代送给我们的一大礼物就是日常生活。我认为，“这使散文的话题被分散，经验越发难以重复，因而，散文的覆盖率在降低。”一篇散文已经不能覆盖所有的生活。散文作为公共生活代言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散文寻求的是心有灵犀的共鸣而不是放之四海的普适性。这要求写作者们用个性化的表达方式与其匹配。规范即模本，它让我们亦步亦趋，并且相对轻松地得到期望中的认可；但“滥竽充数”的寓言告诉我们，它是平庸者的乐园，独创者的牢狱。

三宗罪：“新散文”低级下流

陈文对“新散文”作出如下假设：“比如传统散文《岳阳楼记》，范仲淹在对岳阳楼景物的抒写中，融进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社会内涵。而换成一个‘新散文’作家来写，他笔下的岳阳楼可能是残破不堪、满目疮痍，说不定还有一些男女间的绯闻或性方面的暗示。”所谓的低级下流，是陈文为“新散文”指认的第三宗罪。遗憾的是，在“大胆的假设”之后，并没有“小心的求证”。于是，它的批判只能停留在假设的层面上。

因为描写过农村的厕所，刘春的《简史》被宣布为非法：“在一个有正常鉴别力的人眼中，这样的描述不仅使人恶心，而且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货色。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在那些冠之以‘生活流’的诗中，我们便看到了大量关于粪便、鼻涕、初潮、月经、卫生纸之类的展示，但这些展示，除了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点空虚、无聊、丑恶的‘个性’的印记外，并没有给当代的诗歌增添一点什么。令人纳闷的是，我一直认为具有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艺术判断力的祝勇，居然会对这些恶俗的个性描写赞誉有加，甚至还认为‘没有灵魂的创痛和对人生的大悲悯，写不出这样的文字’。”

首先应当声明，遭到陈文鄙夷的“粪便、鼻涕、初潮、月经、卫生纸之类的展示”，就我个人阅读经验而言，尚未在“新散文”写作者中出现，以至于陈文也不得不将这项罪名归之于“上世纪90年代初那些冠之以‘生活流’的诗”。这些诗我未曾读过，是否存在不得而知，也与“新散文”无关，如此指桑骂槐，颇有张冠李戴之嫌，并非文学批评的严谨态度。

其次，具体到刘春的《简史》，陈文也是断章取义，把描写从环境中抽取出来。显然，这种断章取义，是批评的捷径，可以误导读者产生先入为主的观念，并轻而易举地将被批评者置于死地。

陈文将上述描写归入“粗鄙丑恶的生活现象的罗列”，遗憾的是，这些罗列同样出现于鲁迅、沈从文、茅盾、闻一多等文学巨匠的文本中。在《泥涂》、《腐烂》等小说中，沈从文就曾写过泥泞、残羹剩饭和粪便。美国著名的沈从文研究专家金介甫（JeffreyC.Kink鄄ley）曾写道：“由于舍不得他的诗意笔调，他把这些东西写得很美”，“他写一个长满疥癣，不成人样的小孩子从垃圾堆上捡饭吃时，沈的人道主义心怀也使他把小孩写得非常有趣。”这些丝毫无损于沈从文小说整体上蓬勃健美的风格。即使具有文字洁癖的人也无法否认加缪的《鼠疫》在文学史上的不朽价值。因为作者的写作出发点是纯洁和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

确如陈文作者所说，在他这个“有正常鉴别力的人眼中，这样的描述不仅使人恶心，而且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货色。”不幸的是，根据他的观点，四大名著都应置于禁绝之列，因为《西游》写妖魔，《三国》、《水浒》写暴力，《红楼》则写了**。鲁迅在论及《红楼梦》时指出：“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那么，在严肃、丰富、清新、活泼的“新散文”中，仅仅注意到有关厕所的零星描述（并且不顾原作者的用意和作品的语言环境），批评者自身的品位就可想而知了。

遭受非议应当说是变革者的必修课。朦胧诗潮兴起的年代，谢冕曾说：“强大而又自信的因袭力量，对这一新诗潮进行了不容思考的拒绝和排斥。”现在，“新散文”正在面对与它同样的遭遇。阅读的不适与观念的敌视将为散文的变革设置巨大的障碍，但这些障碍同时也是散文进步的土壤。散文以及散文的所有写作者都需要批评，但这批评必须建立在真实、真诚和正当的基础上，而攻击、谩骂，甚至妖魔化，都是真正的艺术所不能接受的。

（资料来源：金羊网 2006-05-27）